「醫委會加位」背後危機

「人口老化」及「市民過度依賴HA」乃香港經濟兩大毒瘤。梁振英政府急於應變，鎖定醫生為改革之絆腳石。待通過「醫委會加位」，政府便會推行「策略督導會」建議的改革醫學界方案。

政府已經「靜雞雞」在明年落實GP無做CME便無份用醫療劵。下一步便是「強制CME」，沒讀夠分便不能續牌。

除了立刻再加醫科生及引入更多海外醫生，更會全面檢討醫生註冊條例，將醫委會內非醫生委員（eg 病人組織代表）加至25%，以強化投訴紀律機制。

梁振英曾講過考慮從廣東省引入大量護士。醫藥分家、中西醫結合、減新醫生待遇、大量引入外地醫護肯定只是遲早會發生的事。

面對危機，醫學界卻只是爭拗不同版本的醫委會改良方案（如6+6、4+4、4+2-2等）。但是這些都和政府背後企圖無關，它當然不會就聽入耳。

醫學界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自說自話。

點解醫生要從政？

經常有人問我:「你做專科醫生,既有人尊重,又搵到錢,犯 咩事要去做區議員咁辛苦?成日企喺街度派傳單同人鞠躬,幫人整 廁所漏水,簡直就是作賤自己!你究竟為咗啲咩嘢呢?」

有人認為我是為了「上位」。我初時也以為當區議員是政治「上 位」的捷徑。但是,當了幾年區議員,我才領悟到此路不通。我發 覺要在香港政治環境「上位」,作為我這類「無靠山」的建制派, 唯一途徑就是當上人大政協。但是,一做完區議員,便跟人大政協 絕緣了。而做立法會議員,根本就和當區議員是兩碼子的事情。

但是,我依然繼續作賤自己,當了 16 年的區議員。

我的動力只有一個,就是做區議員教懂我,「民意」為何物。當區議員和當醫生很不同。當區議員要走進群眾,放下自尊, 以服務別人的心態去和草根市民互動。得到的是聽到大量市民的心 底話。

區議員是官民橋樑

憑我十六年的區議會經驗,我可以肯定地說,大部份的政府高 官都和民意脫了節。雖然,他們的工作是「為人民服務」,但是他 們卻不知道「民意為何物」。

他們以為只要四處問一下、出份文件諮詢或是開幾個會議, 便 能摸索到真正的民意, 知道市民對新政策的真實想法。我們的高官 就是這樣 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 !

正因為官員和民意嚴重脫節,政府的政策往往都是一出爐便引 來四方八面的反對聲音。大家一提起特區政府便「媽聲四起」, 政 府施政也是舉步維艱。

如果問責官員要有效地推行政策,他們確實需要提升吸納民意 的技巧。要準確拿捏到真正的民意是一門高深學問,而香港最精通 這門學問的人,非區議員莫屬。

香港人是否真的期待普選

身為香港人，我們每天都聽見有人說要爭取真普選。

「佔中／雨傘運動」之後，爭取真普選的聲音更是來自社會的四方八面。雖然不少香港人都十分在乎民主，希望盡快實現民主政治，但是，對於已經得到在手的普選，我們卻毫不珍惜。

直到目前為止，區議會選舉是香港人唯一能夠掌握在手的普選。就在2015年，我們便能夠以一人一票的方式，選出差不多是所有的區議員。可惜，香港人將這個民主的權利完全糟蹋了。

區議會發展了廿多年，無論是現在的功能運作或是未來的發展，都完全未到位。比對起其他民主國家的地區議會，香港的區議會根本就是無權無責。更不用說香港人只有50%是選民，而區議會選舉投票率約30%，亦即是15%香港人有份選區議員。

香港人辛苦得來一個普選的機會，卻沒有努力讓我們選出了的人有實則的權利和具體的工作。

我經常問，為什麼沒有人對此說過一句話呢？為甚麼熱愛民主的朋友可以接受區議會這樣無權無責呢？

點只無民主咁簡單

為何要談「我要真‧真普選」呢？我認為，條條大路通普選，要達致真普選的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種，而且真正的普選也不一定是泛民提倡的那一種。

最高境界的普選，應該要做到「人民作主」。要達到這樣的境界，除了需要一個能有效舉選政治領袖的方案外，也需要一套能讓民意參與政策施行的機制。

泛民主派提倡的真普選，固然是一個按民意挑選領袖的方案，卻沒有談到如何讓民意參與管治。「有得選未必係日後有得話事」，我們難以保證以此方案選出的特首，日後不會跟民情脫節。

事實上，絕大部份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是在「民主選舉」和「民意參政」兩個元素上取平衡。美國公民無權直接提名總統候選人，是由舉辦初選的幾個州的幾千選民代表全國篩選，而這些人都是小眾（如愛華特州的農民或新澤西州的中產白人）。為了贏取這幾個州的初選，參選者要花大量時間落區聽民意。如何厲害的政客，要贏得初選，也要跟農民和牛仔打交道以取得入場劵。因此，美國既有「民主選舉」，也做到「民意參政」。所有的先進民主國家都是類似的情況，應該沒有例外。

偏偏，香港卻是例外。這兩年來，無論特區政府，抑或泛民政客，都在夸夸其談，要優化「民主選舉」。可是，同時間，我們的政府越來越跟民意脫節，民望插水，根本做不到「民意參政」，卻沒有人講過半句。

很多人認為中南海乃香港民主的最大敵人，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。我反而覺得，香港的官僚架構使得政府跟「民意參政」越走越遠，這才是香港沒有真民主的千古罪人。

真普選並非只有一種。我要的真‧真普選，不單止要有高度民主的選舉，更要每個香港人也「有得做老闆」。我十分肯定，區議員在拿捏民意方面的經驗，對於小民百姓如何能晉成為「老闆」，能起關鍵性的作用。香港要有真 ‧真普選，唯一辦法便是要向卑微的區議員取經！

嘈嘈閉做下的抉擇

「The city is dying」這句話近年變成了一些香港人的口頭禪。

說香港「正在死亡」是言過其實，香港至少應該能生存到2047。但是，說香港患上了大病，應該不會有錯。

自從「梁唐之爭」，香港人每天打開電視（或手機）看新聞，看到的消息都是「嘈嘈閉」。「你鬧我，我鬧你」已經變成香港這幾年的特色。有人覺得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塊遍地黃金的福地，而是漸漸演變成為一個正在被不同政治勢力撕裂的城市。

引用開曼群島超人李嘉誠的說話，香港人要「堅堅決決向前走」，現在卻變成「一團矛盾」，並且是苦無出路。

佔領中環/雨傘運動告訴我們，香港人的「深層次矛盾」並不單是貧富懸殊。很多香港人面對回歸後的種種不完善，都希望經過佔中這場運動表態。但是，隨著這場運動的完結，我們發覺一切又再是「原地踏步」，問題好像是不了了之，令人都感到不是味兒。

說到底，「佔中」並非沒有作用。至少它讓每一個香港人認清楚，我們在政治上，是時候做一個決定。香港人要在2015年想清楚，香港未來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。

每個愛香港的人，縱使以往對政治沒有看法，現在都會思考一下，我們的前路應該怎樣走。大家都問：「我們應該如何醫香港？」

選A餐定B餐

表面看來， 選擇只有兩個。可以揀的似乎限於「爭取真普選A餐」和「支持建制B餐」。

揀「A餐」的人，都是有理想的。他們都「接受唔到」眼前的不公義，看見政府和民意脫節，有人住劏房籠屋，地產商卻「肥到著唔到襪」，都感到義憤填胸。當他們目睹「雨傘運動」的警民衝突，他們覺得香港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了。他們認真地反省分析，認為只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架構才能拯救香港。因此，「真普選」和「梁振英下台」就變成了他們的訴求。

揀「B餐」的人，未必都毫無保留地支持特區政府和人大831方案，更未必一定對梁振英「硬骨頭」的作風沒有看法。但是，他們選擇支持嚴守一國兩制，希望「河水不犯井水」能延續。他們明白香港要繼續繁榮下去， 便必須接受跟中央政府制訂的社區契約 (social contract)。即是說，他們願意接受內地的一套看法， 以換取穩定的社會及高速的發展。所以，揀「A餐」的人未必是對民主沒有渴求，而是他們認為民主只是一個理想社會該有的其中一個環節。而且沒有麵包，有民主也是徒然。當然，有很多人也是真心認同國家現在發展的方向。

奈何，無論是揀「A餐」或「B餐」，都是會弄致「車毀人亡」的死路。

揀「A餐」是行不通的。佔中運動的啟示，就是我們難以將我們的看法強加於中央政府。無論年青人如何有誠意，也不能打動中央政府去允許「真普選」。問題出在他們的要求直接挑戰了中央的底線。站在北京的立場，領導人全力為提升中國國力而奮鬥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就是「經濟下滑」、「輸給外國勢力」和「國家分裂」。

如果北京政府對「佔中人士」的要求有任何讓步，小則中國經濟優勢盡失，大則導致疆獨藏獨照板煮碗，弄至國家分裂。正因如此，揀「A餐」只會引來港人和中央持久地對立，對爭取民主無助，堅持只會換來僵局，後果絕對是「唔得掂」。

泛民主派政客最失敗的地方，就是他們積極向市民推薦 「A餐」，卻不提怎樣處理跟北京政府反了檯後衍生的問題。香港沒有了中國內地，未必不能生存，但是怎樣也只能夠「死剩半條人命」。一個跟大陸反了檯的香港，絕對不會像現在一樣繁榮安定。

「食慣、嘆慣、捱唔倒苦」的香港人，尤其嚮往民主的年青一代，他們會頂得住嗎？ 

揀「B餐」也好不到哪裏。支持梁振英和831方案，只能換來短暫偏安的局面。政改過不到，政府民望再插水，我們又會有運行嗎？特區政府現在施政舉步維艱，行政立法的僵局無法破解，問責班子民望插水，政令不通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？不到五年， 香港的GDP在中國的城市間只會排名第五、六。當香港不再是「生金蛋的鵝」，我們未到2047年也會完蛋。

為了揀「A餐」或揀「B餐」，香港人面臨了空前的對立。而這對立也令香港出現了所謂的「撕裂」現象，我們這繼續下去，只會虛耗時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