「醫委會加位」背後危機

「人口老化」及「市民過度依賴HA」乃香港經濟兩大毒瘤。梁振英政府急於應變，鎖定醫生為改革之絆腳石。待通過「醫委會加位」，政府便會推行「策略督導會」建議的改革醫學界方案。

政府已經「靜雞雞」在明年落實GP無做CME便無份用醫療劵。下一步便是「強制CME」，沒讀夠分便不能續牌。

除了立刻再加醫科生及引入更多海外醫生，更會全面檢討醫生註冊條例，將醫委會內非醫生委員（eg 病人組織代表）加至25%，以強化投訴紀律機制。

梁振英曾講過考慮從廣東省引入大量護士。醫藥分家、中西醫結合、減新醫生待遇、大量引入外地醫護肯定只是遲早會發生的事。

面對危機，醫學界卻只是爭拗不同版本的醫委會改良方案（如6+6、4+4、4+2-2等）。但是這些都和政府背後企圖無關，它當然不會就聽入耳。

醫學界所做的一切似乎只是自說自話。

點解醫生要從政？

經常有人問我:「你做專科醫生,既有人尊重,又搵到錢,犯 咩事要去做區議員咁辛苦?成日企喺街度派傳單同人鞠躬,幫人整 廁所漏水,簡直就是作賤自己!你究竟為咗啲咩嘢呢?」

有人認為我是為了「上位」。我初時也以為當區議員是政治「上 位」的捷徑。但是,當了幾年區議員,我才領悟到此路不通。我發 覺要在香港政治環境「上位」,作為我這類「無靠山」的建制派, 唯一途徑就是當上人大政協。但是,一做完區議員,便跟人大政協 絕緣了。而做立法會議員,根本就和當區議員是兩碼子的事情。

但是,我依然繼續作賤自己,當了 16 年的區議員。

我的動力只有一個,就是做區議員教懂我,「民意」為何物。當區議員和當醫生很不同。當區議員要走進群眾,放下自尊, 以服務別人的心態去和草根市民互動。得到的是聽到大量市民的心 底話。

區議員是官民橋樑

憑我十六年的區議會經驗,我可以肯定地說,大部份的政府高 官都和民意脫了節。雖然,他們的工作是「為人民服務」,但是他 們卻不知道「民意為何物」。

他們以為只要四處問一下、出份文件諮詢或是開幾個會議, 便 能摸索到真正的民意, 知道市民對新政策的真實想法。我們的高官 就是這樣 too simple, sometimes naive !

正因為官員和民意嚴重脫節,政府的政策往往都是一出爐便引 來四方八面的反對聲音。大家一提起特區政府便「媽聲四起」, 政 府施政也是舉步維艱。

如果問責官員要有效地推行政策,他們確實需要提升吸納民意 的技巧。要準確拿捏到真正的民意是一門高深學問,而香港最精通 這門學問的人,非區議員莫屬。

香港人是否真的期待普選

身為香港人，我們每天都聽見有人說要爭取真普選。

「佔中／雨傘運動」之後，爭取真普選的聲音更是來自社會的四方八面。雖然不少香港人都十分在乎民主，希望盡快實現民主政治，但是，對於已經得到在手的普選，我們卻毫不珍惜。

直到目前為止，區議會選舉是香港人唯一能夠掌握在手的普選。就在2015年，我們便能夠以一人一票的方式，選出差不多是所有的區議員。可惜，香港人將這個民主的權利完全糟蹋了。

區議會發展了廿多年，無論是現在的功能運作或是未來的發展，都完全未到位。比對起其他民主國家的地區議會，香港的區議會根本就是無權無責。更不用說香港人只有50%是選民，而區議會選舉投票率約30%，亦即是15%香港人有份選區議員。

香港人辛苦得來一個普選的機會，卻沒有努力讓我們選出了的人有實則的權利和具體的工作。

我經常問，為什麼沒有人對此說過一句話呢？為甚麼熱愛民主的朋友可以接受區議會這樣無權無責呢？

點只無民主咁簡單

為何要談「我要真‧真普選」呢？我認為，條條大路通普選，要達致真普選的的方法不是只有一種，而且真正的普選也不一定是泛民提倡的那一種。

最高境界的普選，應該要做到「人民作主」。要達到這樣的境界，除了需要一個能有效舉選政治領袖的方案外，也需要一套能讓民意參與政策施行的機制。

泛民主派提倡的真普選，固然是一個按民意挑選領袖的方案，卻沒有談到如何讓民意參與管治。「有得選未必係日後有得話事」，我們難以保證以此方案選出的特首，日後不會跟民情脫節。

事實上，絕大部份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都是在「民主選舉」和「民意參政」兩個元素上取平衡。美國公民無權直接提名總統候選人，是由舉辦初選的幾個州的幾千選民代表全國篩選，而這些人都是小眾（如愛華特州的農民或新澤西州的中產白人）。為了贏取這幾個州的初選，參選者要花大量時間落區聽民意。如何厲害的政客，要贏得初選，也要跟農民和牛仔打交道以取得入場劵。因此，美國既有「民主選舉」，也做到「民意參政」。所有的先進民主國家都是類似的情況，應該沒有例外。

偏偏，香港卻是例外。這兩年來，無論特區政府，抑或泛民政客，都在夸夸其談，要優化「民主選舉」。可是，同時間，我們的政府越來越跟民意脫節，民望插水，根本做不到「民意參政」，卻沒有人講過半句。

很多人認為中南海乃香港民主的最大敵人，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。我反而覺得，香港的官僚架構使得政府跟「民意參政」越走越遠，這才是香港沒有真民主的千古罪人。

真普選並非只有一種。我要的真‧真普選，不單止要有高度民主的選舉，更要每個香港人也「有得做老闆」。我十分肯定，區議員在拿捏民意方面的經驗，對於小民百姓如何能晉成為「老闆」，能起關鍵性的作用。香港要有真 ‧真普選，唯一辦法便是要向卑微的區議員取經！

嘈嘈閉做下的抉擇

「The city is dying」這句話近年變成了一些香港人的口頭禪。

說香港「正在死亡」是言過其實，香港至少應該能生存到2047。但是，說香港患上了大病，應該不會有錯。

自從「梁唐之爭」，香港人每天打開電視（或手機）看新聞，看到的消息都是「嘈嘈閉」。「你鬧我，我鬧你」已經變成香港這幾年的特色。有人覺得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塊遍地黃金的福地，而是漸漸演變成為一個正在被不同政治勢力撕裂的城市。

引用開曼群島超人李嘉誠的說話，香港人要「堅堅決決向前走」，現在卻變成「一團矛盾」，並且是苦無出路。

佔領中環/雨傘運動告訴我們，香港人的「深層次矛盾」並不單是貧富懸殊。很多香港人面對回歸後的種種不完善，都希望經過佔中這場運動表態。但是，隨著這場運動的完結，我們發覺一切又再是「原地踏步」，問題好像是不了了之，令人都感到不是味兒。

說到底，「佔中」並非沒有作用。至少它讓每一個香港人認清楚，我們在政治上，是時候做一個決定。香港人要在2015年想清楚，香港未來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。

每個愛香港的人，縱使以往對政治沒有看法，現在都會思考一下，我們的前路應該怎樣走。大家都問：「我們應該如何醫香港？」

選A餐定B餐

表面看來， 選擇只有兩個。可以揀的似乎限於「爭取真普選A餐」和「支持建制B餐」。

揀「A餐」的人，都是有理想的。他們都「接受唔到」眼前的不公義，看見政府和民意脫節，有人住劏房籠屋，地產商卻「肥到著唔到襪」，都感到義憤填胸。當他們目睹「雨傘運動」的警民衝突，他們覺得香港已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了。他們認真地反省分析，認為只有一個真正民主的政治架構才能拯救香港。因此，「真普選」和「梁振英下台」就變成了他們的訴求。

揀「B餐」的人，未必都毫無保留地支持特區政府和人大831方案，更未必一定對梁振英「硬骨頭」的作風沒有看法。但是，他們選擇支持嚴守一國兩制，希望「河水不犯井水」能延續。他們明白香港要繼續繁榮下去， 便必須接受跟中央政府制訂的社區契約 (social contract)。即是說，他們願意接受內地的一套看法， 以換取穩定的社會及高速的發展。所以，揀「A餐」的人未必是對民主沒有渴求，而是他們認為民主只是一個理想社會該有的其中一個環節。而且沒有麵包，有民主也是徒然。當然，有很多人也是真心認同國家現在發展的方向。

奈何，無論是揀「A餐」或「B餐」，都是會弄致「車毀人亡」的死路。

揀「A餐」是行不通的。佔中運動的啟示，就是我們難以將我們的看法強加於中央政府。無論年青人如何有誠意，也不能打動中央政府去允許「真普選」。問題出在他們的要求直接挑戰了中央的底線。站在北京的立場，領導人全力為提升中國國力而奮鬥，他們最不想見到的就是「經濟下滑」、「輸給外國勢力」和「國家分裂」。

如果北京政府對「佔中人士」的要求有任何讓步，小則中國經濟優勢盡失，大則導致疆獨藏獨照板煮碗，弄至國家分裂。正因如此，揀「A餐」只會引來港人和中央持久地對立，對爭取民主無助，堅持只會換來僵局，後果絕對是「唔得掂」。

泛民主派政客最失敗的地方，就是他們積極向市民推薦 「A餐」，卻不提怎樣處理跟北京政府反了檯後衍生的問題。香港沒有了中國內地，未必不能生存，但是怎樣也只能夠「死剩半條人命」。一個跟大陸反了檯的香港，絕對不會像現在一樣繁榮安定。

「食慣、嘆慣、捱唔倒苦」的香港人，尤其嚮往民主的年青一代，他們會頂得住嗎？ 

揀「B餐」也好不到哪裏。支持梁振英和831方案，只能換來短暫偏安的局面。政改過不到，政府民望再插水，我們又會有運行嗎？特區政府現在施政舉步維艱，行政立法的僵局無法破解，問責班子民望插水，政令不通的情況還會持續多久？不到五年， 香港的GDP在中國的城市間只會排名第五、六。當香港不再是「生金蛋的鵝」，我們未到2047年也會完蛋。

為了揀「A餐」或揀「B餐」，香港人面臨了空前的對立。而這對立也令香港出現了所謂的「撕裂」現象，我們這繼續下去，只會虛耗時光！

為香港診症醫病

有很多人認為，香港衰在沒有民主。但是，套用民建聯的一句口號，又「點只係無民主咁簡單」？

我認為，「香港衰喺係政府當民意無到， 民主體制唔夠好並唔係致命傷」。

很多香港人雖然難以接受沒有真正的民主，但是「更難頂」的就是政府和民意脫節，官員不知「民意為何物」。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，回歸後我們沒有出現過一個能充分掌握民意的政府。

幸好，香港雖然出現撕裂，但是大家其實都還有一個共識。問十個有非擦鞋仔的香港人，他們心底想要一個怎樣的政府，他們都會答：「我哋想要一個聽從民意嘅政府。」如果我們的特首懂得表現出願意聽取民意的態度，你估今天我們又會否撕裂呢？

如果，回歸後的特區政府能夠掌握到民意，施政時能夠尊重民意， 很有可能香港人對民主政治的訴求不會像今天那樣滂湃洶湧。

香港政府衰喺邊

如果說香港的病是「政府不知民意」，那麼致病的病毒應該是「公務員治港」！

我不是幫梁振英講好說話，對香港政治有親身體驗的人都知道，香港的問題根源並非特首。我們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務員漠視民意，而特首及問責官員又無力駕馭公務員。

很多人都說北京政府或中聯辦干預香港政府施政，這和我親眼目睹的情況很不一樣。其實，除了政改議題，香港政府是有近乎絕對的自主性。香港的問題出在，特首和問責官員只是香港政府名義上的一把手。實際上，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，那六百多個政務官才是香港政府背後的掌權人。

回歸後的政治制度，以殖民地管治架構為藍本，而統治的重任卻放了在公務員肩上。過了17年，香港的公務員還是按照英國政府留下來的一套去和民意互動。換句話說，回歸後的多屆政府，始終沒有就香港史無前例的獨特情況，訂出一套新的官民溝通方法。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做法，只能鞏固殖民地統治者的威權，卻未能帶動官民由下而上的對話。結果是，無論是特首還是公務員，都未能掌握草根的感受，甚至對民意為何物一知半解。這樣是犯上了政治上的大忌。在2015年的香港，民智高度成熟，又怎能夠容許一個不懂得掌握市民脈搏的政府去為我們當家作主呢？

很多人因此都認為，以民主方法選出一個懂得掌握民意的特首，我們便「有得救」，而這亦令他們積極地推動普選特首。我不評論普選特首是否就是我們的出路。我想指出，台灣的馬英九和陳水扁，同是兩度以高票在普選中贏得總統寶座，但是他們卻被廣泛地批評為和民意絕緣。一句講到尾，普選出來的領袖並不一定了解民意。

歸根結柢，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架構，存在了一些基本的缺陷。我們要救港， 便必須先診斷出香港政治架構患上了什麼「病」，然後對症下藥，為香港度身訂做一套嶄新的政制方案。

如何救港PART A

要治療香港患上的頑疾，「真普選」無疑是一道良方妙藥。可惜，「真普選」挑戰了中南海很多條底線，根本不可能在短時間內實現。理性的香港人知道，現在香港唯一的生路，便是扭轉現在不進則退的局面，讓我們的政制、經濟發展和民生政策能在未來十年逐漸變好。 香港就算不能一天變好，如果能慢慢有所改善，再摸清楚如何配合中國的步伐走，隨著中國一日千里的發展， 明天只會更好。北京政府也想香港繼續繁榮昌盛，所有必定會接受一些能帶我們走出困局的方法。

香港經濟和教育水平都十分發達，香港人都希望能參與社會的發展和運作。以前習慣用由上而下那一套根本行不通。我們必須要立即發展出一套機制，既能被中央認可，也能讓市民的意見直接影響政府的施政。            

如何救香港PART B

香港未來的政治制度需要加上以下有三點元素 : 

一、政府在政策醞釀階段便考慮到民意。

二、建立由下而上的溝通機制，讓群眾直接和當權者雙向溝通。

三、讓懂民意和掌握群眾脈搏的人充當施政者的橋樑，根據民意取向為政府出謀劃策。

要達成以上三點，政府便需要重用很多真正懂得民意的人。但是，掌握民意並不是一門容易的手藝，非十年八載的磨練都「學唔成師」，找公務員或從未參選過的人去擔大旗，面對的學習曲線將會很難克服。香港的出路，便是要好好利用現存的一切，去發展未來的政制。

現在香港社會上，真正談得上懂得民意和準確地掌握到群眾脈搏的，就只有民選的區議員了。尤其是，香港的區議員雖然「無權無責」，卻發展出很多有效拿捏民意的方法。區議員雖然手中無權，卻能準確地聽取民意，並以此為他們服務居民的王牌。

要見官，搵區議員代言

經常聽到香港市民跟我說，他們有冤無路訴。如果一個普通香港市民對政府有意見，他們往往都是「老鼠拉龜，無從入手」。

直接找負責的官員談「唔係唔得，只係唔通」，因為通常都是「你有你講，佢有佢講。」很多時甚至不能直接對話，只能靠致電1823熱線去表達意見。這種官民無法對話的現象，乃香港市民對政府不滿其中一個主要原因。

有時候，居民極度不滿某個政府部門的政策。例如，屋宇署發錯了僭建物清拆令、運輸署取消了每天乘坐的巴士路線、或政府要在民居前建垃圾區等。有些時候，人民都想就一些和他們息息相關的議題，向政府提出意見。就好像市區重建、土地用途、房屋問題、醫療服務質素、環保政策等等。在香港，市民其實可以找誰呢？

香港沒有任何有效「由下而上」的民意溝通機制。市民要和政府互動，實在是無從入手。

還好，香港仍有區議員！ 總之，市民已經學懂了，要上法庭見法官，需要找律師代表他們。而官門和公務員交涉，他們也知道要找區議員效勞。分別當然是區議員的服務是完全免費和任勞任怨！區議員的第一道殺手鐧，就是他們能充當市民的代言人，和官員交涉。

永遠不SAY NO

區議員有什麼口頭禪？有，那就一定是「民生無小事」。不信?留意一下周圍的區議員街板，你會發覺這句話實在每個區議員都會掛在口邊。這句話又有什麼意義呢？其實，「民生無小事」就是向街坊說：「你唔使驚你嗰啲問題太細囈，無論大小要求，我都會好重視，一定會幫忙！」又即是說：「我唔會同你say no！」

要「幫到忙」，區議員會施盡渾身解數。但是，畢竟區議員的權力有限，為了彌補自己在一些範疇上未能幫助到居民，區議員大都會把辦事處發展成為一個「多功能居民服務站」。用意是，就算在某些事務上有點無能為力，區議員還是希望能讓市民覺得自己「總有一啲嘢可以幫到手」，從而得到街坊正面的評價。

經過多年來的演變，區議員的「多功能居民服務站」，都能夠為街坊提供全方位的服務。 很多時候，區議員提供的服務實在和其職務無關。

但是，要找人幫忙，街坊即時的反應，就是「搵區議員喇！」。

要申請各種政府服務，大至申請綜援公屋， 小至申請長者卡⋯⋯ 「搵區議員喇！」  

小朋友要入學找學位⋯⋯ 「搵區議員喇！」 

升學要課外活動證明⋯⋯ 「搵區議員喇！」

住屋單位漏水 ⋯⋯ 「搵區議員喇！」  

要立平安紙，不想花費找律師⋯⋯ 「搵區議員喇！」

要檢查身體，驗血壓血脂血糖，甚至打抗流感疫苗， 不想花費找醫生⋯⋯ 「搵區議員喇！」 

總之，有事情要人幫忙，區議員盡量會做到有求必應，永遠不會SAY NO。

區議員也是市民的康樂大將軍。區議員辦事處都會籌辦很多不同的類型的活動，包括各類興趣班、旅行、購物團、跳舞班、太極班、氣功班、瑜伽班等，只要居民有需求，區議員便會想辦法。

某些政客把這些服務醜化為「蛇齋餅粽」，實在是不盡不實。區議員搞活動只是按照街坊意願和社區需求，做到「有求必應」和「與眾同樂」罷了。香港市民的政治智慧這樣高，每個人都有獨立思維，如果說讓他們出席了一些活動後，便可以收買了他們，似乎是不大可能的。　

民意代表唔係惡晒!

如果只是聽了居民的投訴卻「做唔到嘢」， 區議員很快便會給街坊「鬧通街」，日後甚至會被選民唾棄。幸好，雖然沒有任何權力命令公務員做事，但是區議員仍然「交到貨」，在官員面前發揮一定的影響力。

理論上，區議員來電致函查詢，政府官員可以不理。責任上，官員只需要回覆一些場面上的官話便足夠交代了。一個有經驗的區議員，雖然和官員沒有從屬關係，但是也有辦法令官員關注他提出的問題。

要得到官員的幫忙，首先要和官員建立良好的工作關係。區議員在開會時可以接觸到很多不同的官員，如果手段得宜，能令大家互相尊重，甚至建立了友誼，有需要時便可以向他們開口求助 。如果官員畀面區議員，就算是一些難搞的問題也可以解決。但是， 這種影響力不是靠區議員的身份而會便可擁有，而是需要經過多年的耕耘，才能建立。

一些新紮師兄區議員，會在區議會上文件討論這件事，對出席官員大聲疾呼。依我的經驗，這樣做未必收效。屋宇署官員所持的理由沒有改變，就算找了他們上議會談，雖然給了他們壓力，但是區議會無權指令官員做事，在會上你一言我一語地討論，很多時也無法解決問題。

就算區議員夠惡，在會議上以嚴厲言辭去爭取，最終都只是流於做騷，難有成效。須知官員已經練成「當議員唱歌」的本領，講極都只是「嘥氣」的。再者，討論過程需要幾個月，於是問題也拖延了。

如何令公務員幫手做事

要官員出手幫忙，便需要知道他們工作的特性。官員做事要完全遵從規則和指令，這一切已經由他們的上級制定，官員只是按著本子執行。 硬要官員改變做事的方法，等同要公務員不按本子辦事，根本是難以成事。

由於公務員做事一定要遵守規則，凡事都會缺乏彈性。這不是個人的問題，而是整個制度的問題。 不是他們想這樣，而是他們也無能為力。所以，要求他們做事，便要顧及這點，不能要求他們做超越制度和規則的事。否則，大家根本難以有對話。

要有效地影響到政府官員，唯一辦法便是直接跟有關的官員對話， 了解什麼他們可以做到，什麼是他們能力範圍之外。要有這樣的對話，便必須要有互信，雙方一定要有良好合作關係。區議員「做到嘢」的唯一辦法，便是要求官員在其能力範圍內盡量遷就，同時要說服他「 街坊happy，官員也會安枕無憂」的大道理，務求做到雙贏。

官員其中一個最大的顧慮，便是要為出了問題的事情「孭鑊」。如果能夠以此來說服官員，讓他明白幫助了區議員，會為減低自己「孭鑊」的可能，事情通常水到渠成。

公務員近年經常被人責罵，他們都覺得被市民誤解，因此也特別珍惜市民的掌聲。如果在提出問題的同時，也發動居民對官員作出一些嘉許，他們也會格外留意，絕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。

民意的真諦

政府和民意嚴重脫節，是香港患上的一個大病。回歸以來，官員的想法和群眾相差十萬八千里，政府難以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，連基本的施政上也給人舉步維艱的感覺。

有一點肯定的是，如果特區政府能夠準確掌握民意的真諦，今天的民怨和亂局將不會出現。但是，何謂民意呢？我知道，官員和功能組別立法會議員口中的民意，和我們區議員及普羅市民心目中的民意完全是兩碼子的事，所謂的「民意」，其實有三類。

第一類，是從第三者口中聽來的民意。

這些第三者可以是一些「民意」的代言人，如互助委員會主席、法團主席之類的地區領袖，也可以是政府諮詢組織成員、壓力團體代表等，亦可以是官員身邊的人，甚至包括了傳媒報導。這類「民意」被表達者的個人看法所影響，根本完全不準確。奈何，這似乎是特區官員了解民意的主要渠道。

第二類，乃直接從市民口中聽來的民意。

有時候，政府也會搞一些諮詢會，聆聽受影響持份者的意見。這當然是比較有效拿捏民意的方法。但是，單靠官員坐在台上，憑著「一支筆、一本簿、一張凳仔」，仍然是難以完全地掌握到真正的民意。問題出在，這樣做法是單向溝通，主要是市民問一句，官員便答一句。相關官員雖然可以聽到很多市民的提問，可是難以明瞭市民對政策的感受。

第三類，是市民心中的想法，也就是「真正的民意」。

一方面，被諮詢的市民都不太了解一些政府政策， 如果只是問他們對有關政策的意見，未必會提供什麼意見。另一方面，就算口中沒有意見的市民，對個別政策都可能有「心底裡的想法」，即是我所指的「真正的民意」。

要能聽到這類的民意，需要市民信任你，願意向你傾訴，而自己也肯認真聆聽。這類民意多是完全主觀的，也不會隨便跟人說。這種主觀感受往往受周圍的因素所影響，而且不斷改變。開始時問市民對一些政策的意見，他們可能未有什麼感受，但是經過一段時間後，這些人又可能感受很深。 主觀感受是非常個人的，如果市民不信任官員，不可能會跟他們講私人感受。由於這類民意是一種感受，甚至一種信念，所以市民都會比較堅持。 

市民的主要考慮是個人的生活和工作，不可能很深入地認識個別政策的細節，也未必對每個政策都有具體意見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每個人對跟自己息息相關的議題，最低限度也有一些個人感受。這些內心的感受和信念，雖然不是經常掛在嘴邊，但是一經觸動就可以變得很堅持。

無能力和市民溝通的政府

有位高級公務員朋友位居權重，某天他向我訴苦。

他說：「今日香港國泰民安，經濟從來都未試過咁好，庫房又有空前盈餘。雖然物業價格飆升，但係大部份人都有所棲身。我唔明，點解會搞到民意沸騰，市民怨聲載道呢？」

這位高官朋友是當局者迷。他不明白，特區政府的最大問題，就是官員和民意嚴重脫節。

我當了16年區議員，處理過上千市民的投訴求助，也聽過了不少市民跟我談他們的看法，讓我每天也在學習民意為何物。因為承擔區議員的工作，我也親眼目睹了這個政府如何跟民意脫節。這種落差，經常讓我感到非常不安，甚至憤怒。

問題不單是官員的想法和群眾的感受截然不同，更甚者，群眾覺得官員除了不懂得和一般市民交談，更加沒有嘗試去拉近官民之間的距離。結果是，市民的普遍感受，官員卻懵然不知。部份官員的高傲和過份自信，更加令人感到他們看不起「蟻民」， 不屑去落區接觸他們， 最後引來群眾的極度反感。

診斷這個政府和民意脫節的原因，發現兩大問題：

一、官員無方法跟市民溝通；

二、政府不願意聽市民意見，甚至抗拒民意去影響政策和其施政。

諮詢機制是笑話

今時今日的特區政府，仍然沿用英國政府遺留下來那套機制去諮詢民意。

政務官閉門造車草擬了政策後，通常都會委託民政事務總署做地區諮詢。民政署大多以文件去諮詢一些有影響力的地區人士，包括區議員、互委會主席、業委會主席等。諮詢途徑是單向的，主要是傳真文件給對方，回答時只可以答「支持」、「反對」或「無意見」。

就一些重大政策，政府會以書面諮詢。市民讀了長篇大論的諮詢文件後，可以用書面提供意見。問題是，諮詢同樣是單向的。市民提出了意見，但是官員不保證會回應。就此途徑向政府提出的意見，大多數石沉大海。市民的意見，官員有否看過？看過後有什麼看法？是否會考慮？這一切都無從稽考。何況，大多數沉默的市民，根本就無暇去通讀沈悶的諮詢文件，更不會花時間去寫這類書面意見。因此，大多數的民意，根本未能納入政策構思。

我知道官員通常會努力找一些持份者面談，企圖打開溝通之路，至於會否成功就有賴負責的官員的能力和質素。但是，持份者不代表民意，持份者同意，並不代表普羅大眾同意。

在罕有的情況下，政府會就一些新政策主動落區諮詢居民。做法不外乎是搞一些地區諮詢會，居民可以出席直接向官員提出意見。問題是，這些諮詢會亦只能做到單向溝通。由於答問時間的限制，形式流於匆匆的一問一答。正如出席過諮詢會的街坊對我說：「我有我講，但係台上個官淨係同我講佢點好，都唔想答我的問題，佢都無理到我感受。」

自從梁特首上任後，經歷過幾個「一支筆、一本簿、一張凳仔」論壇，慘遭公眾喝倒彩後，這種諮詢會也鮮有舉辦了。

當初政府推行問責制度，希望能更準確地拿捏民意。但是，推行了多年， 我從來未有在地區見過這些問責官員。不要說局長，就算副局長和政治助理，要和他們溝通都很不容易。例外的只有林鄭月娥女士，她當社會福利署長時已經和區議員會面，聽取意見了。

政府今天諮詢民意的方法，都不合時宜，甚至是笑話。如果一國兩制要持續下去，政府便必須要想出一套新的方法諮詢民意，把政策帶到地區，再把民意帶回政府。

當草根意見係草？

我還是新紮區議員的時候，對社區有很多大計都想去推行。 但是，我「做好呢份工」幾年後，卻漸漸領略到我是無能為力。

有一些政策必須有社區各界緊密參與，才能完善地執行。這類政策在構想和推行時，理應要有草根市民在不同階段提供意見，才能成事。

草根民意對政府來說，似乎有點高深莫測，因此官員選擇逃避。 清楚掌握了草根民意的民選區議員，同樣被官員看成洪水猛獸，敬而遠之。

我跟一個位高權重的高級公務員朋友談過這一點，他向我說：「民意就好像一隻未馴服的蠻牛，根本不知道它會走到哪個方向，更不能知道它會製造什麼破壞，所以要handle with care （小心處理）！」在下只是一介卑微小民，對此可不敢苟同。「今時今日咁嘅服務態度係唔夠既！」官員不能夠當民意為不聽話的動物，今天市民都認為他們是官員的老闆！老闆的話無論怎樣也要聽！

由於特區政府刻意把草根民意拒在門外，普羅大眾理所當然地以為有話語權的事情，政府都不想民意介入。而被看成和民意站同一陣線的區議員，當然也不會有權決定。事實就是，政府內的政務官一直都在抗拒市民有權參與政策的制定。城市規劃便是一個好好的事例。

城市規劃

街坊對我說：「我屋企傍邊起啲咩嘢樓，我無理由無say！」但是，香港就是如此。

如果有人想在你居住的社區內，建立一棟令人討厭的摩天大廈，或是有人想把鄰舍的住宅用地改為商用，你可能會感到不滿。大家通常都會找區議員幫忙。可惜的是，區議員在這些城市規劃的事情上，擁有的權力和一般市民一模一樣。很多人以為市民可以經過區議會參與意見。這是大錯特錯的。

根據「城市規劃條例」，香港的城市規劃都在城規會討論和拍板，而規劃署則是執行城規會決定的政府部門。城規會所有的三十多位成員都是由特區政府委任，大都是一些專業人士和商界精英，裡面沒有具民意授權的區議會代表。

任何人想修改一幅土地的用途，須先向城規會申請。城規會收到申請後，會向受影響地區的區議員發出一份表格。區議員如果有任何意見，都需要以這份表格向城規會提出。同時，城規會亦會向其他受影響的持份者發出同一份表格來諮詢。

大家可能會問，城規會做決定時會如何考慮民意呢？我發現，他們主要是參考從上述表格收到的意見，再加上民政事務署提交對地區民意的分析報告，便當作考慮了地區民意。區議員提出的意見，考慮時不會有特別比重，只會跟其他收到的意見書一同被考慮。

一個城市規劃的決定，對當區居民有深遠和嚴重的影響，但是城規會從來不會落區實地視察環境，更不會跟受影響居民開群眾大會，直接對話。區議會也絕少會被諮詢（除非是一些引起媒體關注的個案，如九龍塘李惠利學院用地）。城規會成員開會前，可能從來沒到過受影響地區，而城規會作決定時，對當區居民的感受，便只有靠政府官員的陳述去了解。

市區重建

市區重建和復修，對社區人士影響深遠。要有效地做好市區重建，當區市民的意見極為關鍵。但是，於現行的制度下，市民對自己的社區如何重建，是完全沒有say的。區議員在這方面的影響力更近乎零。這個情況最清楚，因為我當了市區重建局非執行董事 6年，剛在2014年任期屆滿。

2001年，「市區重建局條例」通過 成立了市區重建局。根據特區政府的資料，香港市區內樓齡逾50年的樓宇有逾4,000幢。重建和復修舊失修樓宇，政府的主要執行機構是市建局。 起初，政府要求市區重建局以「4Rs」 為策略，即重建（Redevelopment）、樓宇復修（Rehabilitation）、文物保育（Preservation）和舊區活化（Revitalisation）。之後，市建局採用「以人為先，地區為本、與民共議」的原則，提出一系列新政策。這些政策包括由居民申請的「需求主導」重建模式，在業主安排收購重建時擔當「促進者」角色，提供協助 以及「樓換樓」等安排。

但是， 這一切並不等於市民有份參與市區更新和重建。市區重建的所有決定，都是由財爺和發展局的一班官員全權操控，市建局只是「落手做事」的執行者而已，對重建項目的細節沒有話事權。礙於「市區重建局條例」限制了市建局的權力和角色，雖然市建局的管理團隊不時落區聽取民意，但是就市區重建的民意互動，只是限於協助市建局順利執行職務而已。

在「社區會如何重建」這個議題上，雖然林鄭月娥當發展局長時馬不停蹄落區，搞過很多活動去聽市民意見，但是市民還是覺得自己沒有任何影響力。

實際上，市建局的資源有限，決定在哪裏重建、重建的時間表和重建細節，完全由政府主導，而民意似乎並不是政府的最大考慮。市民想要的是要有份決定「邊度重建」、「幾時重建」和「點樣重建」。但是， 這些訴求在官員眼裏卻變得不切實際。

社區綠化

很多人比較香港和新加坡的綠化程度。大部份市民都認為新加坡的綠化政策，做得比香港出色得多。但是，看看實際數據，又會發現香港政府其實花了很多時間和資源做社區綠化，而且成績也是不錯的。

只是，香港把樹種在官員和專家認為需要有樹的地方，而新加坡把樹種在市區，放在民眾想要種樹的地方。

政府近年來致力推動綠化工作，在可以植樹的地方都盡量植樹，不適合植樹的地方也會設置一些花盆或懸掛式植物，在馬路的中央分隔欄上也會種植一些小植物。問題出在推行綠化工作時，沒有吸納民意，結果居民對植樹的種類和位置都覺得「唔啱心水」。

香港的綠化工作，涉及多個政府部門。政府為每一區制定了一個「綠化總綱圖」，隸屬發展局的「綠化、園境及樹木管理組」轄下設有「綠化及園境辦事處」和「樹木管理辦事處」 統籌，其他有份參與的部門包括漁農自然護理署、康樂文化事務署、土木工程拓展署及民政事務總署等。然而，除了諮詢了一次區議會外，這一切的工作都沒有機會給市民參與提意見。

區議員經常收到市民提出有關社區綠化的意見。 比方說，政府致力在不能種樹的地方設置花槽和花盆，並且在主要道路的中央分隔欄種植樹木，這一切本來是好事。但是，他們沒有落區問過居民意見，只是靠民政事務署出的諮詢問卷便當是聽取了民意，最後居民都不喜歡。有人覺得位置不當，也有些居民覺得新的綠化設施外觀不妥，或是植物品種不合適。

總之，德政換來責罵而不是讚美。 平心而論，這些綠化設施沒有問題，只是「各花入各眼」，但是由於「無問過就放咗落嚟」，實在難以換來居民的掌聲。

政府400多個諮詢組織成員

香港特區政府繼承了英國人的制度，設立了四百多個「咨詢及法定組織」。在政策制定或落實前， 官員會先聽聽這些委員會的意見。政府是希望通過這些組織，向社會各界人士及有關團體諮詢意見。政府期望聽到中肯的意見，協助他們決策和執行政策。

根據政府網頁資料，「諮詢及法定組織的工作範圍甚廣，有些諮詢組織，如漁農業諮詢委員會，負責 處理特定行業的事務； 部分與交通諮詢委員會， 則負責就政府的某個政策範疇提供意見。 另一方面法定組織則根據有關法例的規定執行職務。其中部分例如醫院管理局，更負責執行工作。」

現時，約3900名社會人士獲委任在約 470個組織服務 ，部份成員更在多於一個組織服務。這些職位絕大部分都是義工。

統計一下，區議員參與政府400多個諮詢及法定組織（如消委會、房委會、市建局等等）的人數並不多。大部分的民選區議員，從來沒有機會參與這些政府的官方公共諮詢架構。這一點可能是大家意料不及的。特區的官員跟普羅大眾鮮有接觸，甚至是格格不入。尤其是政務官，他們都是社會的精英，英文流利，見識廣博，具備世界觀、分析力和廣闊視野。

官員通常是靠這些「諮詢及法定組織」去收集持份者的意見。這些組織成員的背景很多跟官員一樣，都是來自社會的上層，大多是商界人士、專業人士和學者。他們給官員的意見可能比較「啱聽」，卻容易跟普羅民意脫節。這些「諮詢及法定組織」在談一些涉及專業技術的議題時，當然非常稱職。但是，一到了解民意，便會有嚴重落差。

如果這些組織能夠吸納多些醫生，他們便可以提出更多普羅大眾的意見傳給制定政策官員的參考。同時間，醫生也可加深對政府運作的了解，從而更好的協助政府施政。奈何，現在只有極少數醫生有機會參與其中。

如何加強官民互動

2015年，香港人心裡面已經不再是只想著要三餐溫飽而已。他們要求參與香港的管治和政策的制定，在影響自己的事情上有主導權和話語權。他們不再容許繼續被官員擺佈，他們渴求對自己的家有當然的影響力。

現今香港人連一些基本的地區事務也無權過問，當然會覺得很不合理。久而久之，他們唯一的想法，便是要求高度的民主政治，讓他們可以「用選票踢走不稱職的官員」。可惜，政治現實是，香港很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都不會有「真普選」。官民的對立在未來只會有增無減。以後無論誰人當特首，也不應讓上述的官民對立情況繼續下去。

我建議政府好好研究一些方案，徹底地加強市民在政策制定和施政方面的參與。但是，要求所有市民在短時間內參與政策制定和施政，會是一件前所未有的創舉， 相信可以說不切實際。

我認為，不妨先利用區議員對民意的掌握，在制定政策和施政時加強市民的參與， 甚至可以即時見到成效。

好的政府應做到以下四點 ︰

一、官民好溝通。官員有良好方法跟市民雙向溝通。

二、官重民意。市民要有份制定政策。

三、政府知民情。政府能準確掌握市民想法。

四、施政有商量。政府懂得如何向市民推銷政策。

要落實這四點，區議員有很多發揮的空間。

官民較啱Channel 傾計

一個進步的社會，官員和市民的溝通必須要是無間斷和無障礙的。有個街坊跟我訴苦，他說：「要官員肯聽市民講嘢，仲難過中六合彩！」這種情況，絕對不可能再繼續下去。

董建華和曾蔭權兩位特首，他們都沒有以身作則，主動拉近官民距離。以曾蔭權為例，在任七年多，他都未嘗有跟草根直接地互動。曾蔭權似乎內心仍充滿了殖民地政務官的傲慢，很少主動地和市民互動，連到立法會也處處流露出對草根民意的不屑和不耐煩。可能由於他只愛聽喜歡聽的話，對水平低的民間意見十分抗拒。正所謂，上樑不正下梁歪，在曾蔭權領導下，大部分的局長、副局長和政治助理，都選擇留在下亞厘畢道閉門造車，甚少落區和市民互動。除了個別例外的官員，本人就很少有見過這些問責官員到區議會交流。反而，作為專科醫生，我經常有機會在精英階層搞的活動上跟這些高官會面和交談。

官員要和市民有溝通渠道，必須引入一些能讓官員和市民自由地互動的活動。我所指的官民互動活動，並不包括週末到議員辦事處的開幕禮上切燒豬，或在新春酒會寒暄幾句。這些活動並沒有什麼有意義的官民互動，無謂掩耳盜鈴。真正有意思的官民交流，就只有政務座談會和官員門診。

新加坡比香港更懂尊重民意？

亞洲巨人李光耀逝世後，大家都去開棺討論，談他是獨裁者還是偉大政治家。說新加坡政府比香港特區政府專制，相信沒有人異議。該國有「內部安全法」，如果政府覺得某人對政府構成威脅，可以不經過審訊便無限期地扣留。新加坡政府什麼也要管，而且新加坡的民主制度也不見得比香港的開放和公平，其大部份議席由有利執政黨的『集選區』產生出來。同時，新加坡國會跟香港的區議會一樣，是有委任議員的。

但是，李光耀讓新加坡人覺得他們一直都有份參與國家的施政，有份策劃自己的未來。因此，新加坡人民普遍對政府的政策感到自豪，至少6成人會投票給執政黨。反觀香港，政府民望低迷，管治越來越艱難。莫講話得到6成支持，就如黃子華說，特首連到公共屋邨走一趟而不被柴台的可能亦不大。

新加坡的公民在政策的醞釀期有很多機會發表意見和參與討論。那裡的地區居民組織叫「民眾俱樂部」（Community Centre)，在上面策劃的機構是「人民協會」(People's Association)。這些組織跟香港區議會的不同之處，在於執政黨的官員慣常經「民眾俱樂部」跟各階層的老百姓接觸，建立雙向溝通的渠道。新加坡的部長也同時是國會議員，他們經常在「民眾俱樂部」和市民舉行各種活動， 藉此聯繫選民。

如果跟選民聯繫得不夠好，部長便有機會在選舉落馬，出名能幹的外交部長楊榮文(George Yeo)亦不能倖免。

前文提及，雖然區議會大體上是民選，卻被董建華曾蔭權政府閹割了權力，較一隻無牙老虎更加無用。梁振英政府雖然下放一些經費給區議會（每區有一億元建行地區），但是由於公務員不聽區議會派遣，甚至處處阻攔，區議會實際上是無兵師令，有錢也無法做事。

現在政府主要是依靠民政事務署去拿捏民意，這做法實在有很多不妥善的地方。民政事務署官員根本沒有本事和市民做到雙向溝通，甚至連動員市民參與社區活動的能力也沒有。

政府要好好了解民意，唯一可行之路便是把民政署掌管的諮詢工作，改由區議會去執行。新加坡的經驗值得我們借鏡。

區議員VS醫生

我的身份特殊，既是區議員亦是醫生。這兩份工作在社會上的位置有很大差別，也讓我有很深的體會。無論是醫生或區議員，工作都是幫助別人解決問題。開始時，我也預計不到，兩個身份得到的對待原來截然不同。

醫生幫人是立即看到成效的。無論何種疾病，經醫生診治，成效如何很快便有結果。但是，找區議員去解決問題，由於權力有限，縱使區議員竭盡全力去幫助，鮮能立竿見影。

醫生在病人眼中的地位是超然的。病人覺得你是個好醫生，便會完全尊重你的意見，要幫他們也事半功倍。見完醫生，就算要付診金，病人也會說句多謝。相反，市民對區議員未必太信任，認為政客做事是有政治動機，幫助人都是為了選票。再深入地感受，我覺得很多人對區議員有點「老奉」，得到服務後，都很少會感到感激。

被人稱為「黃醫生」，算是一種尊稱，因為醫生始終得到大部份人的尊重。被人稱為「區議員」，卻並不會讓我感覺良好。街坊始終會覺得，區議員對他們有所求，尤其到了選舉年，對著區議員少不免會有點兒「擺款」。兩者的地位並不能夠相提並論。

儘管如此，我仍然覺得，身為區議員是十分有意義的。作為議員，我能接觸不同層面的市民，實際了解他們的生活，為我帶來醫生工作中不能得到的滿足感。

  最珍貴的，是區議員工作帶給我不少寶貴經驗。醫生工作都是圍繞醫院、病人和醫生研究，沒有涉及太多人與人的交際互動。無論病人或護士都會乖乖地聽命於醫生。我個人認為，要影響別人，從而讓別人為自己做事，乃最艱深的一件事。區議員從無權力基礎做到能在社區上有影響力，便是十分具挑戰性的。

2012立法會

選舉過後，我在Facebook寫了一篇留言，分析失敗原因。

就這次我參選立法會分析了失敗的原因，希望各位支持我的朋友給我指正。我當初以為，我的知名度不比同區其他幾位新人差，應該不會被比下去。問題卻是，我沒有渠道去提升在選民間的認知度，而其他的新人，卻有政黨支持和造勢，選舉期間在街坊間迅速建立了知名度。我單靠媒體和論壇，但是我的表現卻又未能引來注視，加上這些選舉節目收視率不高，我的知名度似乎也沒有改善。這亦是我的致命傷。

我一直以為香港大部份的中產是中間偏右的沉默一群，所以只要有一位具經驗和履歷的候選人能說出他們的心聲，以「自強不息、搞好經濟、不激進、不保皇」為政綱，便會吸引到他們的支持。但是，這些沉默中產原來不少是支持泛民的，更害怕國民教育洗腦。至於那些政見中間偏右的中產，絕大多數已被建制派選舉機器經工作和朋輩關係吸了票。最後，我可以拉的票實在有限。

當然，我沒有資源和人脈，團隊人數太少，所以選舉工程未能擴展。但是，我覺得這不是致命傷。最後，我在港台論壇高調地提出不應讓校園政治化，聽來像是支持政府在國民教育的立場。那一刻，我只是說出了心底的話而已。之後，我的民調也大幅下滑，而且同日也收到數十個批評我的電話和電郵。最後，選情似是無藥可救了，我得的票幾乎都是認識我的人投給我。

點解會做區議員?

近年來，幾乎每隔幾個月便有一些專業人士來找我，問我應否參選區議員。我首先會問：「你點解想做區議員？」如果是為名或是為權力，我便會叫他們想清楚。

做區議員就好像做藝人。我認識好幾位藝人，也有一些朋友是娛樂公司的高層。他們之中有人告訴我：「 每簽20個靚女，先有一個可以好似佘詩曼咁紅。但係其他嗰啲女仔其實一樣咁正咁有料，之不過行錯一步或係跟錯老細，便注定做死一世茄厘啡。」做區議員的話， 那有20個中有一個跑出這樣好命啊！

如果你是為了見識人生百態而去做區議員，我會鼓勵你去嘗試。你會看到香港政治的真面目，和大量報紙沒有談及的政治事件。你還會明香港人的心裡，究竟在想什麼。

同時，你會認識清楚什麼是權力，什麼是利欲熏心。你會看見什麼是虛偽、貪婪、損人不利己、欺詐、笑裏藏刀等等。你會學懂很多人生的智慧。這些是一個專業人士未必會見識到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