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說香港的病是「政府不知民意」,那麼致病的病毒應該是「公務員治港」!
我不是幫梁振英講好說話,對香港政治有親身體驗的人都知道,香港的問題根源並非特首。我們問題的癥結在於公務員漠視民意,而特首及問責官員又無力駕馭公務員。
很多人都說北京政府或中聯辦干預香港政府施政,這和我親眼目睹的情況很不一樣。其實,除了政改議題,香港政府是有近乎絕對的自主性。香港的問題出在,特首和問責官員只是香港政府名義上的一把手。實際上,在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上,那六百多個政務官才是香港政府背後的掌權人。
回歸後的政治制度,以殖民地管治架構為藍本,而統治的重任卻放了在公務員肩上。過了17年,香港的公務員還是按照英國政府留下來的一套去和民意互動。換句話說,回歸後的多屆政府,始終沒有就香港史無前例的獨特情況,訂出一套新的官民溝通方法。英國人遺留下來的做法,只能鞏固殖民地統治者的威權,卻未能帶動官民由下而上的對話。結果是,無論是特首還是公務員,都未能掌握草根的感受,甚至對民意為何物一知半解。這樣是犯上了政治上的大忌。在2015年的香港,民智高度成熟,又怎能夠容許一個不懂得掌握市民脈搏的政府去為我們當家作主呢?
很多人因此都認為,以民主方法選出一個懂得掌握民意的特首,我們便「有得救」,而這亦令他們積極地推動普選特首。我不評論普選特首是否就是我們的出路。我想指出,台灣的馬英九和陳水扁,同是兩度以高票在普選中贏得總統寶座,但是他們卻被廣泛地批評為和民意絕緣。一句講到尾,普選出來的領袖並不一定了解民意。
歸根結柢,回歸後香港的政治架構,存在了一些基本的缺陷。我們要救港, 便必須先診斷出香港政治架構患上了什麼「病」,然後對症下藥,為香港度身訂做一套嶄新的政制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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